谈履行全面从严治党领导责任 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

谈履行全面从严治党领导责任 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

今天，围绕学习十九届中纪委六次全会和十三届省纪委六次全会精神主要内容，结合“如何履行全面从严治党领导责任，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谈谈我的几点学习体会。


一、作风要严


近期,我认真学习了省委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新阶段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建设的意见》，深受启发和教育。《意见》既讲了政治原则，也讲了抓早抓小，既有宏观的原则，也有微观的指导。结合我局实际，我觉得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在座的同志们深入思考：


——在减轻基层负担方面，我提个建议，应该考虑把局里的考核项目进行有效地合并。这样做的好处是，直接减少文会和迎接考核的准备工作，还可以做到互相加强沟通，做好指导。减少文件和会议方面，一直是个难点，正因为难，所以才有必要下力气减。我们应该尽量合并同类性质的会，开解决问题的现场会，把会前的协商沟通做足，这样既给基层减负，也是给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班子减负，可以释放大家的工作精力，集中有效的工作力量，投入到主业工作中去。


——在整治“四风”方面，要树牢艰苦朴素的思想基础。要认识到追求舒适和安逸是人之常情，因此，与享乐奢靡之风长期斗争的任务是艰巨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句话不过时。比如，要特别注意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不该发的不要发；要注意收送红包礼金问题，不该收的不要收；要注意违规吃喝问题，不该吃的不要吃；要注意违规用车问题，不该用的不要用；要注意大操大办婚丧喜庆问题，不该办的不要办；要注意违规参加评审问题，不该拿的不要拿。


——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方面，要避免为官不为、作风漂浮，不能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要避免作风拖沓、拈轻怕重，不搞等靠要、讨价还价；要避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做佛系干部，拒绝躺平思想。


二、纪律要严


在党内，同志们要明白，纪律始终是带电的高压线，谁也不能碰。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一起重温一个从严治党管党的例子。


在20世纪30年代末，延安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案件——八路军将领黄克功逼婚杀人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职期间，黄克功与女学员刘茜建立了恋爱关系，在交往过程中，因为在婚恋和家庭观念方面有巨大差异，两人逐渐疏远。黄克功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遂萌发杀害刘茜的动机。1937年10月5日两人相遇，发生了谁都不想看到的一幕，黄克功持枪杀害了刘茜。之后，在毛泽东同志的坚定支持下，案件进行了公审，黄克功被依法处决。几乎在黄克功逼婚杀人案发生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1935年9月，国民党将领张宗灵无端怀疑妻子与他人关系不清白，将妻子杀死。国民党当局的处理方式是，张宗灵在模范监狱被关押了一年，改了个名字叫张灵甫，之后秘密释放，不久升为七十四师师长。上面两个案子时间相近、案情相似，但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坚定决心。当时，在全面抗战的复杂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做到严肃法纪，说明只有坚持正义、严明法纪，才能获得自己的存续发展的基础。


当前，在经济社会新常态下，我们面临诸多廉政风险，对遵规守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执纪工作要做到越往后越严格，纪律不能成为摆设，党章党纪党规里说的话应该逐一予以认真兑现。


三、执行要严


我们的社会重在维护人际关系，是个熟人社会。作为国家单位工作人员，处理好纪与法、情与理的关系，深刻地考验着我们的情商和执行力。每个单位的制度体系大同小异，都很完备。但是，定一百个规矩，不如把一个好规矩执行扎实。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说明白执行要严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避免执行不严的几种情形的发生。


一要避免“一把手”破坏纪律。制度是集体制定的，是针对所有人的，具有公共属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不是能够认真执行纪律，关系到一个单位的工作风气。如果领导干部带头搞变通，甚至不执行，对制度的破坏程度是最明显的，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制度堤坝基本就溃决了。大家知道，中央八项规定是针对中央领导的一项制度，为了保证制度的严肃性，习总书记提出，“作风建设要从领导干部抓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在国内考察期间，习总书记亲自把关调研方案，要求考察场所不清场闭馆，不封路封园，保持原风原貌、不做修饰，在调研中同广大人民群众近距离亲切交谈。他多次在专列上午休、过夜，减轻地方负担，降低接待规格，亲自审定菜单，严格要求“四菜一汤”。习总书记是认真遵守制度的模范，对全党作风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八项规定改变了中国。


二要避免执行尺度时紧时松。制度既然出台了，就是刚性的。既然规定了所有人都不能往东走，就不要在执行中开偏门，张三和你关系好就给张三放行，李四和你不认识就把李四的门堵上，作为王五的大多数人就会产生不满。一个制度的执行有了水分，其他制度也就可以打折扣，组织内的成员就失去了对制度的敬畏，对组织的敬畏，对规则的敬畏，会对单位的管理造成系统性地破坏。党员领导干部尤其要管好身边的人，不能让制度的执行出现“灯下黑”。人情和法理如何平衡，老一代革命前辈给我们做出了典范。毛泽东特别注重家风问题，拒绝安排亲友在北京工作，他致信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在湘听候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周恩来召开家庭会议并定下了著名的“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些领袖并没有因为不近人情而被疏远，相反，他们秉公用权的品性赢得了人民的普遍尊重。


三要避免人治大于法治的误区。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不少清官，这些群众拥护的官员在为政当中，普遍能够坚持原则、秉公用权、为民请命，但无一例外地是，当他们不在其位的时候，当地的社会治理环境都出现了反复。这说明严格执纪的人走了，制度也出现了松动，没有做到长效化，这是旧的社会治理制度的缺陷，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我们党经历了一百年，在探索制度长效化的道路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比如《中国共产党章程》，从党的三大开始，对党章进行局部修改就成了一个惯例，党章修订的历史，是党的制度建设走向常态化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修正方向，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真理的过程。“功成不必有我，功成必定有我”，一个制度是不是有生命力，就是不管领导集体如何更迭，制度都能够在组织管理工作中发挥正向的作用，这才是我们开展制度建设的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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